乔冠华的前妻--才女外交家龚澎
一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龚澎的母亲徐文女士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令这位享年85岁的老妈妈伤心万分的是爱女龚澎竟先她一年去世。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5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当时一家三口躲藏在一家小船里，在母亲怀抱里的龚普生一声也没有哭，使得全家安然抵达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蔡锷的护国军兴，龚镇洲受托为护国军筹款代表，多次到新加坡南洋一带华侨中募捐。在全国人民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在新华宫一命呜呼，龚镇洲始得以返回祖国。先应浙江都督吕公望之约组织爱国讨袁军，不久即赴广州，及至孙中山先生愤而揭起护法旗号，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后，即任命龚镇洲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一家便在广州住了下来。
深得父亲钟爱的龚澎最初是在美丽的南国城市广州度过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之中，龚镇洲也不忘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给龚澎讲述自己20多年来难忘的革命经历。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令龚澎十分入迷，不胜神往。父亲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许多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像烙印一样留在龚澎幼小的心灵里，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父女的感情很好，以至于后来龚澎成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后，还要坐到父亲大腿上撒撒娇。
由于龚镇洲曾是陈炯明的知己至交，也由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从二十年代开始，龚镇洲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作寓公。即使他一度沦为城市贫民，夏典冬赎，他也始终不忘子女的学业，经常为子女的教育奔波。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杰出外交家章汉夫夫人）在1928年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地处旧上海梵皇都杰司斐尔路底的圣玛利亚女中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中学，和中西女中、启秀女中一样，它也是为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界准备的进修学校。那时沪上流行一种说法，女孩子一定要到圣玛利亚女中去镀镀金，不然就嫁不出去。在这所极为严格的教会学校里，龚澎一度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费正清语）。据与龚澎同一个寝室的郑安娜（冯亦代夫人，已故）女士生前告诉笔者，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如醉如痴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冯亦代、郑安娜夫妇说，天资聪颖的龚澎有两件法宝：一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一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入迷，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着饥饿看书，以后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桶马宝山饼干。她得了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也不上饭厅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果，一面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一书看完又看一书，一桶饼干完了，父亲又送来一桶……为此，龚澎还得了个“饼干桶”的雅号。
令龚澎如此痴迷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沃可特·司各特的一系列历史小说。这也许多少可以解释日后她为什么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后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如果不是国难当头，龚澎真的会朝历史学家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即使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龚澎仍写出了史学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这篇颇有造诣的学术论文后来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但是，从“五卅”运动，“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多灾多难，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下来。
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龚澎很快成为圣玛利亚女中闻名的“异教徒”。
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生在杭州武林门耶酥堂弄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二十年代开始，陆续取得了陕西督军陈藩的勺园（明代米万钟勺园旧地，后由晚清权贵和kun建为别墅）、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和载涛的朗润园，建成了中国诸教会大学中最为中国化的燕京大学。这位声称“中国是我第二故乡”、“杭州乃我血脉之地”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办学，自然有其目的。但是客观上，这所美国教会大学却替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黄华、杨刚、龚普生、龚澎、柯华、凌青、周南、韩叙、包永清、齐宗华、吴青、杨公素等。它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也算得上是南北遥相呼应的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平心而论，作为美国的私立大学，国民党的控制相对于其他国立大学要松得多，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学生爱国思想的发展，校园集体生活和学生自治又有利于凝聚成有组织的力量。由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军警宪特不能随便侵入燕大校园，由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命名的“未名湖”便成了一个“安全岛”。于是，身材矮小的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当时名俞启威）和体格魁梧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拉丁化文字运动的积极分子姚依林（当时名姚克广），在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寓所的小客厅把燕京大学的黄华、张兆麟、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爱国进步学生聚集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旗帜下。
“一二·九”游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办事风风火火、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龚澎是大队长之一。当国民党军警在高粱桥阻拦学生游行队伍时，龚澎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了军警的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一二·一六”大游行前夕，燕京大学成立“敢死队”，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龚澎。“一二·九”游行后，学生自治会又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和宣传处共五个机构，龚澎是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据当时与龚澎共事的资深外交家，前驻几内亚、加纳、英国、菲律宾大使柯华先生告诉笔者，龚澎是一个对于工作非常负责，对人非常真诚热情的人。柯先生说：“回想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由于持不同意见，燕大党支部没有参加北平学生第五次游行。中共北平学委对燕大支部此举非常恼火，认为燕大支部拒绝上级党的指示，闹独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员开除出党。陈洁、龚澎等10名学生就这样被“集体开除”了（1938年陈洁、龚澎等到达延安后，在刘少奇过问下，得以恢复党籍）。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在沪滞留的6个月中，龚澎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书，并兼任赈济工作。龚澎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女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父亲虽然感情上难舍难分，但是他没有阻拦，以默许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龚澎在延水河边、宝塔山下度过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随后转至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中，龚澎有幸亲聆中共一大批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的教诲，这对她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龚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甚至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时，龚澎就译过《西行漫记》。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自己的对华回忆录中这样介绍龚澎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约在1938年底，她到达前线战地，帮助开展农运工作，在华北农村生活了两年，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她同农村妇女共事，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反对男子欺压妇女的暴行，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她还曾当过彭德怀将军的随从副官，对他非常崇敬。”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龚澎学的是历史，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她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倘若她不是到重庆南方局，而是去了华北《新华日报》，那么可以断定，她一定和彭子冈（《大公报》记者）、浦熙修（《新民报》记者）、杨刚（《大公报》记者、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主任）一样是杰出的女记者。外交和新闻从来就有相通之处，杨刚的经历就是明证。其实，龚澎的新闻发布经历可以追溯到6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根据斯诺的建议，在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6位记者的规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谣言。龚澎发布的新闻消息不断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每与龚澎交谈，必有所获，记者们不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扫清了心中的疑团。对一些为反动派宣传所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费正清对龚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叙述道：
“……我幸运地结识了几位散处在重庆城里的左翼人士，特别是两位善于辞令的年轻妇女（龚澎和杨刚）。
“作为毛泽东和延安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象征着统一战线，而对此统一战线，国共双方都还希望维持它在形式上的存在。因此，周公馆即周恩来驻重庆办事处能够在这里，把来自延安的消息提供给外国记者。1943年6月，在访问了行政院的几位部长和若干教育家，又累积了一些日本书刊资料后，我对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说，我觉得我应该接近中共，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一位聪明而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
“龚澎答应定期过访，并教我学习华语会话。她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摆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的诉状态——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公民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显得纯粹地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在这样的气氛中，龚澎在重庆很快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
费正清继续写道：
“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作品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里都毫无例外、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泽博士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末尾写道：“……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
据费正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他在街上与龚澎不期而遇，“时值清洗运动开始，她正被特务盯梢，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因为知道我不愿在公开场合和共产党人接触，就和我擦肩而过，招呼也不打……”龚澎的善解人意由此可见一斑。
龚澎曾非常直爽真诚地对费正清说：“不管怎么说，我还非常肤浅。我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我喜欢接触各种事物，但一种事物也不精通。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颇有成为一名宣传家的危险，所谈除应时的口号以外，全然空洞无物。”听罢龚澎这番坦率的自我剖析，费正清好久说不出话来，“多么严酷的自我批评！”他叹息道。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这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龚澎所以在重庆新闻界众望所归，其原因盖出于此也！
彼时重庆传播媒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话虽然过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绩和效果。费正清曾写道“龚澎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共产党骂国民党的东西……这位令人赞赏的使者给了我几本（一半是她译的），然后告诉我：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来了。我于是向她保证，她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她。”虽是应酬时的笑话，但也说明“保镖”一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在这种随时有可能被捕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费正清正是从龚澎和她的战友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舍生忘死、不怕任何艰难，为国家民族、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最可宝贵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二
1942年春，龚澎因注射针头感染造成并发症，住进医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间，她的
亲爱的父亲在凄凉境况中去世，身边并无亲人。
抗战中期，上海孤岛形势日益险恶，敌伪嘱意龚镇洲，汪精卫亲笔致函，敦请龚出
任国民党“六大”中央委员，不就；随后又以“军政部长”相诱，也为大义凛然的龚镇
洲坚拒。无奈，龚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匆匆逃离上海，绕道安徵屯溪抵重庆。虽
然陪都国民政府委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虚职，但龚却抱病奔走于桂、渝、昆之
间，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初，龚澎已为卧病桂林的龚镇洲赴渝治疗妥作安排，谁料六
七月间日机狂轰滥炸桂林，传染病流行，龚突染霍乱，旋以败血症恶化病故。噩耗传来，
久染病榻的龚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而此刻，她还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
别的丈夫已先于父亲两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充满了哀伤和美丽的动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冬天来
得特别早，整个山区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龚澎刚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不久，一
天，朱德总司令在太行深山一个小村庄（潞县所辖）里告诉龚澎和秘书处其他同志，有
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朱总言罢，显得很兴奋，20年前他
亦曾留学德国啊！和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龚澎是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这位甘心吃
苦的“海外学子”的。当时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吃小米包谷，穿粗布草鞋，整天打仗
钻山沟，苦得很！愿意参加八路军的留学生委实如凤毛麟角。
1939年旧历除夕那一天，秘书处移防，在一个老乡家里，龚澎第一次见到了颇有英
武之气的刘文华。“他那时候很结实，脸上透露着黑红色的健康光彩。”龚澎后来回忆
道。刘文华是河北大兴县人，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学水利工程
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继续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温朋久（中国首
任驻日内瓦总领事、外交部前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陆达（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朱
江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刘
文华是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员。所以刘文华早在1936
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领
导下，刘文华在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和温朋久等人一起还主办深受
旅欧侨胞欢迎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他俩写稿编稿，又刻又印，
起了很大的鼓动宣传作用。抗战爆发后翌年1月，刘文华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经香
港、武汉到达西安。即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仅仅一个月，
刘文华就从繁华的柏林、巴黎来到抗日最前线。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反差，不久就调到前
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
也许是前世有缘，初次相见，龚澎就感到刘文华并不陌生。刘的弟妹是龚澎燕京大
学的同学，两人的出身经历也颇相似：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会学校的教育……
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彼此朝夕相处，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获得共识。半个
世纪后，笔者在刘文华当年的同窗、战友陆达先生厚厚的相册里看到了青年时代的刘文
华：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镜，方圆的脸上微露出一丝笑意，天庭饱满，十分帅气。清秀的
脸庞让人感到有一种书生气。刘文华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扎实的文学功底使得他落笔
成文，出口成章。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学名篇，甚至外国文学名著中的词句烂熟于心，
不少篇章背诵如流。龚澎后来赞叹地说：“他的聪明，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
见的。”让龚澎芳心暗许的主要原因还是刘文华对革命的忠诚、坚定和成熟，以及他的
崇高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
50多年过去了，陆达先生仍激动地对笔者说：刘文华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受他的革命影响最深！龚澎在获悉刘文华噩耗后写给吴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初到山西，还不过是23岁的青年，带着浓厚的过去的生活习惯，还不太会适应新处的环境，显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我都具备了。我时常伤感自己不为同志们了解。他们忽视我所珍贵而自满的优点，同时又不能指出我自己觉得很明显的短处。只有文华了解我；但是他并不因同情而助长我的感伤。他非常爱我，他对我的弱点很严厉地加以纠正。有时候，我不愿在他面前低头，我和他争吵起来。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我总是接受他的批评的。就是这样，他给我的帮助真不少啊！”“我爱他的才，而我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残余意识，同时力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他和上级下级同志相处非常融洽，赤诚地爱护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未要求过舒适，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阳晒成非黄非灰的军衣——我们笑他连友军（指国民党军队）的伙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团军出入于友军司令部，他从未希望过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给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进步，就是对同志的缺点能够坦白直接指出，诚恳帮助他们纠正。他说这方面受彭德怀同志的影响不浅（刘文华深得彭德怀的器重）。前多少还有些‘少管闲事’的态度。只要是党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样认真严肃地做。他教过伙夫、饲养员的功课，也帮助过文化程度低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学习。对我，他时常督促我读书。那时候，他很仔细地读过联共（布）党史两遍，敌后环境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也都看过；而我呢，却差得远！在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他完全服从我，爱惜我。但是，我的懒，对我小资产阶级性的发作，他却是毫不放松地和我争辩不已。他的为人非常实际，他并不希望将来有勋功伟绩，但愿能做一个好党员。记得有一次，他的软铁米达尺和对表尺——紧随着他身边的水利工程学生时代的纪念品——已经成为我的消遣物了，我问他：‘你六七年学的东西掉光了！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现在我正在锻炼自已党的意识和提高自己马列主义的认识，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朦朦胧胧、若即若离的短暂迟疑，爱情的幼芽便乘着敌人大扫荡前短暂宁静的“缝隙”钻出了头。但是龚澎没有马上答应和刘文华结婚。在婚姻问题上，龚澎是很严肃慎重的。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新闻系的男生发狂似地追求被誉为“校花”的龚澎。最后，这位痴情的“无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毕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那位后来当了中央社记者的男生见龚澎不为所动，“精诚所至”，金石不开，只得怏快回到武汉，最后郁郁病逝。这回，经过一年零八个月“漫长”的反复“考验”、仔细“考察”后，当周围的同事都认定刘文华和龚澎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时，龚澎把自己和刘文华的关系告诉了远在上海“孤岛”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让亲人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欢乐。
1940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宣布正式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喜宴。龚澎和刘文华在自已所在的小村落旁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一棵小杨树，用全部的挚爱和柔情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人满怀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贞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能够和小杨树一起生长和发展。年轻的夫妇当时想，倘若三五年后有机会旧地重游，该有多么欣慰、多么幸福！
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新婚燕尔，蜜月未满，这对缠绵恩爱、充满柔情蜜意的少年夫妻便依依不舍地匆匆分别了。因工作需要，龚澎于8月30日离开太行前往重庆南方局。整整两年了，这里有她青春的足迹，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有难舍难分的新婚丈夫！临别的那一天夜晚，年轻的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刘文华后来告诉陆达，龚澎当时整整哭了半夜，清泪涟涟，枕头都湿透了半边。谁无儿女柔情？刘文华也是血肉之躯。但是，为了不影响龚澎的情绪，他极力克制自己的伤感，好言劝慰道：凡是党需要的地方，就应该毫无牵挂地去。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龚澎、刘志兰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堆苹果，找人带给自己的丈夫。
分别之后，刘文华按照夫妇俩事先的约定，每10天必给龚澎一信，而且依次编了号。这位多情的留德学子还特意把那棵“证婚”的小杨树下一片飘零的残叶连同从树杆刻字处用钢笔拓印下的纸片一并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爱妻龚澎。而在山城重庆的龚澎每逢刘文华生日、结婚纪念日，必展开粉红信笺，写满了自己的满腹思念。魂牵梦绕，相思密密寄。可恨的是烽火三月，关山阻断，很多信都没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怀将军赞赏的刘文华调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秦基伟将军共事。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便随军作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长逝。在难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剧烈抽搐中，刘文华提笔，颤颤巍巍地给龚澎写下读之肝肠寸断的遗书：
“我现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那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我恨仇敌。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后来捧读着这封遗书，龚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泪下……
周恩来接到刘文华病故的消息，没有马上告诉龚澎。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别夫时，曾很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嗣后，他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终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遥远，无法南来。当龚澎病愈出院后收到吴青来信（该时左权、何云均已牺牲）时，读着读着就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战争年月，很多夫妇都如此敏感。虽然吴青并没有直言刘文华已去世，她只是推己及人地写道：“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吴青是自慰，也是慰人——也许是给龚澎透点风吧。可是晋东南战事激烈，“扫荡”频仍，龚澎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越读越感到不妙，越读越感到吴青太行来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腾的热血，联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龚澎愈发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来，请求他告诉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刘文华的不幸消息。龚澎其实只是问问，并无精神准备。她期待着周恩来笑自己愚蠢和神经过敏。龚澎紧张地盯着周恩来那张非常熟悉的脸庞，迅速捕捉着这位敬爱领导的任何变化。面对龚澎的单刀直入，周恩来猝不及防。他知道没法再瞒下去了，脸上顿时失却了往日的温和与微笑。眉宇紧锁的周恩来严肃而沉痛地说：“龚澎同志，刘文华同志已经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肠炎因医药设备条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电报也迟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丧，……到目前为止，你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痛，所以一直瞒着你……”
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明白了！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龚澎呆立半晌，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两行清泪顺着双颊滚滚滴落下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别竟是永别！“三八”妇女节收到刘文华的那张颇为雅致的明信片，竟是他们恩爱夫妻的诀别！那时他是多么乐观；在叙述了自己在敌后的生活和工作后，含情脉脉地告诉妻子，无时不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后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相见了！”这突如其来的痛苦，“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龚澎这样告诉吴青。
但是龚澎没有垮下去。作为女性来说，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为革命者来说，她是坚强的。“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龚澎这样写道，“——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作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抹干眼泪，便是冷静的思索：“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策，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活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剩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龚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在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里写给远方与自己相同遭遇的吴青的长信最后，龚澎请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长已矣！龚澎很快从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来，用更紧张的工作来缓解那绵绵不绝的哀痛和悠悠长长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后，龚澎认识了刚来重庆的乔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