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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4日17:03 法律与生活
清华女孩公交命案
她的口才奇佳，因而梦想成为“一名法律的母狮子——律师”；她特立独行，在繁重的课业下，有些叛逆地坚持着自己的成长方式……
她，出生在清华大学教授之家，从清华大学幼儿园、清华大学附小一路走来，正在清
华大学附中读初二的13岁女孩，曾经是一名公交车乘客。
在共和国56周年的庆典期间，她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公交车。那天，她和她的同为公交车乘客的爸爸妈妈在一辆公交车上，因为坚持自己没有逃一元钱票款，她花蕾般的生命戛然而止于一名售票员之手！
这起令人震惊的公交命案发生后，同为公交乘客的我们一度因痛缄默。但在事发第21天，现场目击了她那奇悲大痛的白发父母写给已远在“天堂”的女儿的信(见下页右下角图片)后，我们无法再缄默下去了。
这一天，是2005年10月24日，我们拉开了全方位调查这起公交命案的序幕。这一天，本该是被父母昵称为“毛毛”的清华女孩晏继勤14岁的生日，不料却成了她的“三七祭日”。
因为我们的执著调查，13岁女孩短促的一生清晰显现，那位也许是一时冲动之下酿下大祸的售票员浮出水面；因为我们的苦苦追寻，为什么如此惨痛悲剧爆发在两个弱势群体之间等问题有了答案。
清华教授女儿公交命案调查
本刊记者 吕娟
女孩给妈妈的“教师节”礼物是一盆她最喜欢的花。如今，窗台上的花“越开越漂亮”，女孩如花的生命却已凋零。
掐断女孩生命之根的“凶手”，竟是一名优秀售票员。公交命案背后是否另有“杀手”？这个“真凶”又是谁？
“悼念爱女，讨回公道”。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在通往第十食堂的十字路口的路边，写着上述八个字的横幅拴在两棵树之间。
时值2005年10月24日午饭时间，一如既往喧嚣着的清华校园在此时此地“凝滞”，人群渐渐地向横幅下的一位老教授聚集，越来越“厚”。一位戴眼睛的学生干部试图疏导此地的交通滞结，但只好无功而返。
这一天，是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晏思贤的女儿晏继勤14岁生日，如果没有遭遇20天前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北京公交乘务员掐死13岁女孩事件”，这天，晏继勤应该能如愿地在父母的陪伴下到她喜爱的一家餐厅庆祝生日，也正因为那场事件，这一天成为这名14岁少女的“三七祭日”。
尽管与晏教授夫妇素未谋面，记者还是在层层包围的人群中轻易地认出他们。晏继勤的母亲，58岁的郑老师手捧白菊，神色悲戚，在她身旁，头发花白稀疏的晏思贤教授靠坐在一棵树下，近乎机械地向俯身问候他的学生嗫嚅着“谢谢”，他神情平静而疲惫，脸上的“木然”下掩藏着痛失亲人后的大悲痛，布满血丝的眼睛蒙着一层浑浊的灰雾，酸楚得令人不忍目睹。
两位老人身后，一辆破旧的手推车后座木板上摊着请清华师生签名声援的几尺白布，尽管悼念活动仅持续了半个钟头，这张白布的正反面已被密密麻麻的签名布满。
郑老师身侧立放着一块贴满女儿从出生到出事前照片的纸板，她手抚照片，反复地说着毛毛(晏继勤小名)“那么可爱、健康”，声音虚弱哽咽，围观人们的神情或愤慨或同情。他们知道，对于老来得子的晏教授夫妇，尤其是74岁的晏思贤来说，14岁独女的死亡，几乎彻底抽离了他们对晚年家庭幸福的最后一丝希望。
悲剧，“不能再说”
采访晏思贤夫妇不像预期的顺利。问候、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使得晏教授家原本并不宽敞的房间显得更加狭小，也使我们的采访一再地中断。除此之外，两位老人似乎也不愿再去向记者描述事发当天的细节，“伤疤一次次地揭，泪一次次地流”，晏继勤从南京赶来的姨妈担心，“姐姐、姐夫会垮掉”。
晏教授摸索出一份材料，递给记者，摆摆手说：“经过都在这儿呢，不能再说了。”
这份材料，便是那封被转贴于全国数百个门户网站，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求助信”。
按信中所述，2005年10月4日下午3点15分左右，晏教授夫妇携女儿在西单图书大厦购书后，在新街口豁口乘坐726路公交车回家(蓝旗营)。上车后,晏继勤母亲郑老师向正在卖票的青年女乘务员要求给丈夫找一个老年座,但该乘务员“脸色难看不吱声把头扭向一边”，随后一女青年主动将座位让出。郑老师随即向乘务员购买了两张一元车票(晏教授持老年证不需购票)。此时，一位“四十岁左右坐在右一排老人座上的中年女乘务员对青年女乘务员指挥说：“他们是在新街口上的车，再给他们撕两张票(新街口豁口到蓝旗营是10站，新街口到蓝旗营是11站)。”
郑老师“一边委屈地掏钱一边向岁数大的乘务员辩解”，此时，“站在司机后面”的晏继勤冲母亲抱怨“咱们明明是在豁口上的车，为什么还要给她钱补票，她们怎么不讲理”，随后压低嗓门说：“这帮人什么玩意儿，真不是东西。”
这句话激怒了中年女乘务员。“她猛地站起来，“一手揪住晏继勤的头发，一手掐向她的脖子”，郑老师被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到，急忙上前拉开两人，被掐住脖子的晏继勤曾想抬腿踢女售票员，但被郑老师拦下，没踢到。中年女售票员见状，“火冒三丈”，再次上前掐住了晏继勤的脖子。任郑老师怎么拉也不放手。没过多久，晏继勤面色发青，瘫倒下去。此时，距离一家人上车约三四分钟。
对于中年乘务员的面貌体态，郑老师脑海里已经无法勾勒出来，只记得她“胸膛挺得很高”，发生争执时“眼神凶狠”，而至今，两位老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姓名。
晏教授说，女儿瘫倒后，他与妻子一边试图扶起女儿，一边请求司机将女儿送医院抢救，但司机的回答是“不行，我得拉你们送总部交罚款！”
此时，晏教授看到女儿嘴唇发白，除了颈部明显的“掐”痕外，两侧面颊也渐渐浮现大面积红紫色的淤血块。
事后，晏教授反复跟老伴说，女儿可能那时就“不在”了。
据郑老师回忆，事发当时，公车停在小西天站路东，任她怎么央求司机也不肯开车门，此时，她听到中年女乘务员连说两次“开门把她扔下去得了”后，司机“神色勉强”地将车门打开，并在见“夫妇俩抱不动女儿”后，与乘务员一起将晕倒的晏继勤“拖下车扔在马路边，随后将车开走”。
在一位路人的帮助下，晏教授夫妇乘出租车将女儿送往离事发地300米处的第二炮兵总医院抢救，10月5日清晨七点零一分，在抢救进行了近16个小时后，医生宣布晏继勤死亡。
10月6日，北京《新京报》以“清华教授女儿与公交车售票员发生冲突后丧命”为题独家报道了此案，据该报道记者向本刊记者描述，10月5日中午，在她向身在二炮医院的晏教授夫妇采访后，曾专程赶赴小西天车站一带，沿途挨个询问路人，试图寻找当时的目击证人，终于找到一位称目睹了事发经过的西清清洁服务中心的工人张师傅。
据他称，4日下午3点多，一辆726路车在小西天站路东进站后，他看到车上一个中年便装女子扯住一个小女孩的头发，扯得女孩身体侧弯。一名50多岁的妇女在旁边拉边叫道：“别打我的孩子！要打就打我！”在打人女子放手后，小女孩一句话没骂完，就瘫倒了。当时车站上等车的人纷纷指责打人女子。随后，几个小伙子上车帮忙把瘫倒的小女孩抬下车放在马路上，此时小女孩已双眼翻白，面色铁青，虽然其母使劲掐其人中，也不见任何反应。最后，路人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女孩父母送其去了医院。
张师傅说，女孩被抬下车后，打人的女售票员对司机说：“开走！别管了！”随后，公交车开走。
永失的天伦之乐
据二炮医院急诊室负责抢救的大夫称，晏继勤送往医院时，护士在其颈部发现外伤痕迹。当时诊断为临床性死亡，已无生命体征。经过6个多小时的急救，晏继勤于当日晚9时，被转入住院部心血管内科CCU病房，继续施行抢救，其时“高烧43度，肺部充水，脉搏微弱”。
据郑老师回忆，她与晏教授当时悲痛欲绝，都出现血压升高现象，因此被安排在医院病房就住，期间一位护士悄声叮嘱她“注意保存证据”。
慌乱中，郑老师打电话请家在南京的弟弟妹妹“速来”。
10月5日上午，晏继勤的舅舅赶赴医院，并于11点05分——晏继勤被医院宣布死亡三小时后，拍下了她生命中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晏继勤头歪向一边，双目紧闭，嘴唇青白，露出的颈部有两处明显的淤血斑。
尽管这是自己掌握的证明女儿死因的最重要的证据，当郑老师的目光落在记者手中的这张照片时，却顿时跌坐在床上掩面痛哭，“不能看，不能看啊。”
晏继勤是在晏教授60岁，郑老师44岁时出生的，在这个本该做爷爷奶奶的年龄获得生命中惟一的“宝贝”，令他们惊喜万分地觉得，自己的生命“被强壮地延续。”
夫妻俩对孩子的疼爱在同事朋友中出了名。继勤上托儿所的那年冬天，为了不让孩子受凉，郑老师将家里旧军大衣的袖子拆下，做成“连脚裤”，“让她从头到脚不透一丝风”，孩子送到托儿所后，老师啧啧称赞，他们是她见过的“最上心的父母”。
一位郑老师的学生曾问起她是否希望继勤长大后继承他们的事业成为科学家(郑老师是大学副教授，教高等数学)，郑老师的回答令他意外，“做什么不重要，我只希望她快乐、健康。”
继勤的房间，一张旧课桌上摆着一块黑板，“这是毛毛拉她爸爸去买的”，郑老师说，女儿口才很好，遇到不平的事就说出来，喜欢“强迫”爸爸妈妈当学生，听她在黑板前滔滔不绝地讲课。在晏继勤六年级时的一篇作文里，她憧憬了“二十年后”的自己，“一名法律的母狮子——律师”，原因也是“自己的口才好”。
上清华附中后，女儿的功课陡然加重，每天光写作业就要到夜里一点多，郑老师为此找过女儿的老师，希望减轻孩子的压力，并对女儿说，“如果你会了，就可以不用做。”她会不定期地抽查女儿，让她在那块黑板上给自己讲解某道习题，“会讲一道题，等于做100道题。”
晏继勤的床边摆放着一架钢琴，郑老师说，这是家里最贵的家具，因为女儿喜欢音乐，夫妇俩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下它，并请来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教课，晏继勤对钢琴爱不释手，几乎每天都要弹奏，但她很少按乐谱来，郑老师也从不催她参加任何考级，她对女儿说：“音乐是用来抒发情感的，你弹的，妈妈听得懂。”
今年教师节，晏继勤神秘地向妈妈多要了几元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盆她最喜欢的花，偷偷地放在妈妈的房间，郑老师指着窗台上的盆花：“花越开越漂亮，可孩子……”
对于小女儿的爱，晏教授来得更加深沉与包容。郑老师说，他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爸爸。
晏教授从来没有对女儿红过脸，毛毛小时候睡觉前，总是拉着爸爸妈妈不停地讲故事，郑老师有时被闹得不耐烦，会对女儿发脾气，但丈夫却有求必应，经常她一觉醒来，他仍在讲，“没故事了他就编，然后被女儿拆穿，父女俩就一起乐。”
女儿从上托儿所开始，晏教授便风雨无阻地接送，即便女儿的学校就在清华大学院内，他“总是能让女儿在放学后第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爸爸”。
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也是笃深。父女俩每次外出乘公交车，晏继勤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爸爸找一个座位，如果没有，她就会“礼貌”地请周围的年轻人给父亲让座。
晏教授任教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光学组，教书50余年，退休后被学校终身反聘，教过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在学生的眼中，老师“淡泊名利，不善交际”，“每天都像蜜蜂一样忙碌”，除了教学，就是痴迷于他实验室内“那两张破桌子上堆满的激光仪器”，而老师的那双已经布满老年斑的手，却是能够将那无数坏损仪器变废为宝的“回春妙手”。
晏教授女儿遭遇不幸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他在海外的数十名学生从各地寄信、打电话慰问，并派代表专程回国探望老师。
一位离开中国近十年的学生在网上发文表示“无法相信这样的不幸会发生在这位与世无争的老人身上”，他“永远都记得，若干年前的那个黄昏，老师推着古董式的自行车从草坪边缓缓走过，车的大梁上坐着的四五岁的小女孩儿,手拿零食,爷俩边走边闲聊，小女孩不住回头向老师露出天真的笑容”，那是他见过的“最美好的画面”。
强势与弱势
事情发生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刑警大队对案件展开了侦查，并对两名乘务员进行了刑事拘留。
新京报对此事报道后的当天，网络论坛中的评论就达上千条，令人们不解与愤怒的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应该也有子女的乘务员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不满14岁的孩子？”
据曾与这位售票员共事过的北京巴士公司职工透露，该乘务员姓朱，41岁，原是一名下岗工人。1998年，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她来到公司工作，可以算是老职工。她的工作表现一直不错，事发前没有接到过任何投诉与处分，并是车队的职工代表，在队中的人缘不错，同事评价她“为人豪爽，开朗，很好说话”。
事发时，她并不当班，只是乘车队的车回家。
对于事件的发生，接受本刊采访的北京公交司售人员也都表示“很震惊”，除了对朱某当天的行为不能理解外，不少人提出怀疑，“女孩的身体是否有问题？”
“我知道‘他们’会这么问”，郑老师愤怒地说，“毛毛的身体一直就很健康，从小连感冒也很少得，只有5岁时因发烧得过急性心肌炎，不过早就医好了，还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初中入校的军训也表现出色。”
据晏继勤的姨妈说，“姐姐愤怒和恐惧的还不止这些。”
晏继勤在医院抢救的当天，北京巴士股份公司总经理龚绍清与公司其他负责人便立即赶赴医院，代表全体员工向晏教授夫妇“请罪”，表示“公司一定会给受害人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并称，“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公司的耻辱。”
晏继勤的姨妈曾厉声指责公司，但被姐姐劝阻，“姐姐说做错事的不是他们，他们也不希望这样。”
然而，晏继勤的姨妈认为，事情并不像善良的姐姐认为的那样。
公交公司曾向受害人家属提供了几条安抚方案：给两位老人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另找条件好的医院，让二老疗养；再不行，可安排宾馆，安置老人和远道赶来的亲友。
“姐姐姐夫经过各项检查，除了当天血压升高外，没有其他异常，所以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从10月4日至13日，晏教授夫妇便一直住在二炮医院内休养，但晏继勤的姨妈很快发现，几乎每一位来医院探望的人都被全天守在病房电梯口“保护病人安全”的七八位公交公司的人盘问，其中被一致问到的问题是“是不是媒体的人”。
“如果是记者采访，他们就会把人拦住，请记者不要听信家属片面之辞”，晏继勤的姨妈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某法制栏目组前来采访，便“被他们挡了回去”。
北京某报纸曾率先就此事采访了晏教授夫妇，但却没有刊登。“记者给我们打电话说‘有压力’”，而此后，除了《新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其他蜂拥来采访的媒体都一致保持缄默。“记者给我们的答复都是‘有压力’，《新京报》记者说她的文章也从2000字被删到800字，因为交稿当晚，某公司六七个领导坐在报社领导的办公室里三四个小时。”
10月10日，“为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晏继勤的姨妈与小姑来到新街口豁口车站举牌，寻找目击证人。下午六点多，两人回到医院，看到“姐姐姐夫神情恐慌，身上跟筛糠似的”，“姐姐让我不要再去举牌了，说龚经理来过，让我告诉你们，万一公交公司司机家属去打你们，他控制不了。”
10月13日，郑老师拿到晏继勤的抢救病历，“病历里家属自述大部分被改掉，更可怕的是对孩子颈部有掐痕没有任何记录”，郑老师说，她找医院询问，但医院的理由是“这是你们之间的纠纷，我们不好写。”
晏姨妈说，虽然她不能确定这些事对案子最终的结果能产生多大影响，但她隐约觉得，年迈的姐姐姐夫在“为孩子讨回公道”的道路上“障碍重重”。
而令郑老师担心的是，公安机关的验尸报告至今没有出来，寻找事发当日的目击证人“异常困难”，丈夫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昨晚我俩躺在床上一宿没睡，毛毛爸跟我说，在孩子没有瞑目前，我们不能倒下。”
巴士公司：受牵连的“一大批人”
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绍清对记者一再重申，这件事对公司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北京市有关领导已经亲自过问此事，为此，包括他和公司其他领导在内，“将有一大批人受到处分”。 龚绍清说：“我也在等待结果。”
记者：事出当天，您曾代表公司探望并道歉，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该乘务员的行为已有明确的认定？
龚绍清：我们不止一次地对两位老人说，我和他们一样，也恨死这个乘务员了，不管那孩子说了什么，她也不能动手啊。一丑遮百俊，公司有明确的规定，不管乘客和司售人员发生任何纠纷，第三者都不能盲目介入到纠纷之中，更不要说挑起事端。这个乘务员那天不当班，严格意义上说，她是乘客，(短暂停顿)但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绝不会袒护。
至于事情最终是怎么认定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因为被掐死亡的，这还要司法机关来认定，我们说了不算。
记者：晏继勤家属认为，公司后来的一些行为事实上阻止了事情的明朗化，比如，阻拦家属与媒体接触？
龚绍清：两位老人对我们存在误解，毕竟那么大岁数，惟一的孩子没有了，我们都为人父母，能理解他们的悲痛，我们也很有负罪感。但我们对老人的行为都是从尽全力照顾好他们的角度出发，我们派人守在医院，也是为了照顾老教授，没有其他的意思。至于阻拦媒体，你们现在不是在这里吗？(笑)只是我们的意思是，在法律结果出来之前，大家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记者：对公交公司来说，发生这种悲剧，您认为主要原因在哪？
龚绍清：从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对员工服务态度与质量的教育，强调公司的公益事业性质。公司规定，每月严格保证7天的脱产服务培训，还专门设立了委屈奖，要求对乘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以说，对员工素质的教育，我们从没有放松。公司1998年成立以来，解决了18000人的就业问题，车辆从原先的1000辆增加到8000多辆，可以说再造了北京的公交。
我们是股份公司，彻底摆脱了国家补贴，艰难是可想而知的。2003年非典期间，为了保证城市交通正常运转，我们投入75%的运力，但收益却是往年同期的11%，加上去年起油价大幅上涨，到现在，公司已经实际亏损1800万，这是我们的员工收入较北京市平均水平低很多的主要原因，而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情绪。
另外，我们员工的主要来源是郊区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整体素质不是很高，我们也想招大学生，可实际情况是，连大专生都不会来，现有的员工流失状况已经很严重，而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1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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