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wen |
2010-01-02 00:14 |
从大的方面而言，这是一个思考价值取向的电影；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叙述众多龙套充当革命炮灰的电影。
谭嗣同在清末变法革命之处，就道出了“革命必须流血”的本质，甚至在尚有流亡之希望时，以一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了变法维新流血的第一人。
让我们回到《十月围城》所在的1905年，那时的中国处于清末垂死挣扎时期，国内政局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另外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处于高潮阶段，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方兴未艾，且已经从百日维新那种隐隐约约的改良到孙中山先生那种彻彻底底的改革。而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刚刚读小学，李大钊刚刚考完中考，陈独秀在安徽准备出国读书，连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都未点燃。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着广阔人脉、黑道白道背景的孙中山先生是最坚定的推翻清朝尤其是推翻封建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只有他的威望能够把几十股反清力量团结在一起。所以如剧中所言，要救中国只有革命，要革命只有靠孙文，这一点都不为过。试想如果孙中山先生当年仙逝香港，那么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就是宋教仁、黄兴或者梁启超，这些人都因性格和信仰的不同，很难做到彻彻底底的革命，能否在1911年推翻君主专制，能否在辛亥革命之后屡战屡败并屡败屡战，革命团队会不会在中山先生死后做鸟兽散，这些都很难说……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生命的价值，也是本片所蕴含的时代背景。为了保护孙中山先生，为了保护当时革命的领路人，为了保护整个推翻君主专制革命团队的稳定，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但是，本片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我们过了一个世纪，回首往昔，才发现原来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来说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在当时纷繁复杂的香港，《十月围城》里面那些能人志士们，都怀着如此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吗？答案是否定的。《十月围城》里的能人志士们，大多数甚至连自己保护的是谁都不知道：
春哥不知道，她只知道要尽孝道，完成父亲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使命；她只说了一句：“我父亲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谢霆锋不知道，他知道要自己的老板高兴，为了报恩，为了完成了任务后与心爱的阿纯喜结良缘；他只说了一句：“老帮高兴就好。”
巴特尔不知道，他只知道抗击鬼子，坏人的人是大侠，是正义人士的作风。所以他说：“下次算上我一个。”
黎明不知道，他只想要做一件真正对得起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弥补自己不堪的过去，他只想感谢李玉堂帮其赎回家传铁扇的举动。他只说：“把我放在最危险的地方。”
甄子丹不知道，他只想要为范冰冰和女儿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弃暗投明。所以，他没有说什么，只身前往。
这些为革命流血为革命献身的人中，除了李玉堂父子，没有人知道真正保护的是谁，更没有人知道孙中山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都毅然决然的去了，至死而尤未悔。有的人是为了爱情，有的人是为了亲情，有的人是为了仇恨，有的人纯粹是无厘头，也有人的人虽然没有明示，但是“我叫王复明我叫王复明”这临死的呐喊分明在告诉人们其“反清复明”的本意……
所以李玉堂说了，“明天，你们会发现我李玉堂是个大骗子……”，其实李玉堂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当黎明无厘头的搞起来乱伦，李玉堂问你为了一个女人值不值，黎明反问，你问了保护他值不值？李玉堂居然没有回答……如果是歌颂我党的电影，男主人公的回答一定是“值！为了新中国，值！”但是，此时此刻，李玉堂心中真的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吗？在商言商，恐怕此时他的爱国情怀还不及他因戏班被杀而产生的一种反感和仇视。恐怕真正理解孙中山先生此行的意义，真正了解同盟会会在中国历史的地位的，只有他的儿子和少白先生。
由此可见，革命需要流血，但流血的人未必参加革命。并非所有人都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非所有人都宁可马革裹尸魂归关西，也要扬声边塞尽扫狼烟。有的人出发点很简单，可能只是儿女情长，可能只是意气用事，可能只是感恩戴德，甚至也可能是被“骗”进来的，但是客观上，他们为了革命，为了民主，为了封建统治的覆灭，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文明和富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尽管未必是坚定的反封建斗士，未必是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更不可能是酒精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我们仍然会纪念他们，会感谢他们，会为他们歌功颂德，哪怕他们只是革命的炮灰。这，也许是《十月围城》的最大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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