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
罗德里格兹在汉普顿国际电影节上
讲述他经历的电影《寻找小糖人》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这是一个才华被埋没、运气不佳、错失机会的天才的真实故事，它在汉普顿不可思议地驻足，最后又有了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创作歌手在底特律一个烟雾缭绕，名叫“下水道”的夜店演出，几个摩城唱片公司(Motown Records)的制作人看过后与他签了合约。他做了两张专辑，几乎没卖出去，之后就销声匿迹。既然如此，40年后，为什么有人觉得必须为这个默默无闻、艺名罗德里格兹(Rodriguez)的艺术家拍一部电影呢？
因为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非，罗德里格兹就像“滚石”(Rolling Stones)和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一样受欢迎。但他从不知道自己有那么成功，也从没见过一分钱的版税，几十年来，他一直干着体力活，抚养三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后来有南非的歌迷想证实关于他已去世的谣言，通过互联网追踪到他的下落，把他带到南非，为热爱他的众多观众演出，直到那时，他的演艺生涯才告复苏。
“这是我听说过的最了不起、最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简直就像一个带有原型意味的童话，”《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的瑞典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谈到这部将于周五在纽约与洛杉矶上映的纪录片时说道。“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有人性的成分与音乐的角度，是一个关于复活的故事，也是一个侦探故事。”
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
因为奇异的环境综合因素，这也是一个不会再次发生的故事。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因为本国的文化审查和国际制裁，与主流流行文化完全隔绝，他们不知道罗德里格兹隐姓埋名的痛苦遭遇。更复杂的是，歌手本人也采取尽量低调的方式谋生。
此外，本德让劳尔说，在一个更间接的层面，《寻找小糖人》也阐释了“出名”与“名声”肤浅随意的一面。这部电影指出，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之中，天才与才华有时受到埋没，就算它们能得到迟来的认可，通常也是通过机缘巧合。
“我为很多拥有流行金曲的著名艺人担任过制作人，比如彼得·弗拉普顿(Peter Frampton)和杰里·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但在与我合作过的人里，罗德里格兹是最有天分的，”罗德里格兹第二张专辑《来自现实》(Coming From Reality)的制作人史蒂夫·罗兰(Steve Rowland)在加州棕榈泉自己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成为巨星，他像凤凰涅槃那样重新崛起，这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他能这样，真的让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他是那样谦虚的一个好人，他确实值得这一切。”
《寻找小糖人》这个片名来自罗德里格兹1970年第一张专辑《冷事实》(Cold Fact)中的第一首歌，它描绘了一个毒贩子和他的客户们的绝望阴冷。他的其他歌曲也在这部影片中出现，比如《我想知道》(I Wonder)、《内城布鲁斯》(Inner City Blues)和《一首最恶心的歌》(A Most Disgusting Song)，这些歌曲中提到了性与社会风俗，乃至政治、经济与种族的不平等。片中解释说，正是这些特点特别吸引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与加尔文主义道德观的年轻白人。有些人甚至认为罗德里格兹启发了他们反对政府压迫的意识。
本德让劳尔第一次听说罗德里格兹的传奇故事是在2006年，当时他在非洲进行一次漫长的旅行，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寻找素材。他发现南非已经有人抢在他前面处理这个题材了。“低头看去，每一块石头底下都藏着金币，”他这样描述自己为罗德里格兹的生平和音乐收集资料的过程。
34岁的本德让劳尔是阿尔及利亚医生与瑞典画家的儿子，他很快又总结说：“南非人没有拍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对它太熟悉了，简直是家喻户晓。”他在瑞典电视台工作时曾为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发电站”(Kraftwerk)和比约克(Bj?rk)等明星做过节目，于是决定投身这项工作，结果拍摄过程一度和罗德里格兹本人的事业生涯一样噩运不断。
比如，让罗德里格兹来合作就是一项挑战，他是个“非常安静的人，必须强迫自己来做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本德让劳尔说。一开始这位音乐家的回答是：“你已经有了那么多人，你不需要我，”本德让劳尔回忆道。
罗德里格兹在《寻找小糖人》中的一幕
